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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戲劇家布魯克

對於布魯克(Peter Brook)的盛名,大多數人都僅限於記得那個關於劇場的經典定義:「我可以選定任何一個空的空間,並將它稱作一座空蕩的舞台。當一個人在他人注視下走過這個空間時,這就足以構成一幕戲劇的全部」。如此瀟灑的說法,也彷彿印證他的作品之簡潔。就像剛在香港藝術節中演過的《短打貝克特》(Fragments)裡,當燈光還沒有放盡,觀眾便看見一個幾乎是可行技術上最簡樸的舞台空間,一個或兩個或三個演員走進了這個空間,然後,戲劇便發生了。有評論說布魯克過份迷戀簡約風格,反而失卻了貝克特(Samuel Beckett)作品的藝術張力,演出無疑是失敗的。借用布魯克在《空的空間》(The Empty Space)中對「僵化的戲劇」(deadly theatre)的分析,我們可以這樣回應:將貝克特的作品演得很「貝克特」,是僵化的極致,因為我們已不知不覺將「貝克特」看成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形式。正如布魯克自己說,當形式誕生,便注定死亡。

所以布魯克演貝克特,才不會像貝克特。還是香港戲劇家鄧樹榮說得好:「(布魯克)從不相信一成不變的理論,所以他會運用各種不同的劇場手法及傳統去營造劇場的生命力,務求與觀眾達到當下的『有機溝通』。若真的要將他歸類?他可以被稱為『簡單就是美』的追求者」。鄧樹榮甚至將布魯克視為一位跨文化的戲劇創作者,因為他總是以文化研究的角度去探索人類的生存狀態。不過《短打貝克特》演得乾乾淨淨,沒有「貝克特形式」的荒誕沉重,反而像一個很具布魯克味道(幸好還不是「布魯克形式」)的輕鬆示範,缺乏了2002年《情人的衣服》(Le Costume)在劇場手法上為香港觀眾帶來的震撼,也不及今年三月初在台灣公演的布魯克新劇《希茲威‧班西死了》(Sizwe Banzi is Dead)一般,具有濃烈的人文關懷和世界視野。

《希茲威‧班西死了》是一個南非劇本,內容是關於在種族衝突的背景下,一個南非黑人借用死人身份的故事。評論說,這次演出風格依然簡約,敘事性和非洲味卻是濃郁對味的。香港觀眾無緣欣賞大師這部更為凝煉的新作,大概只能怪香港藝術節的節目策劃者勇氣不足,不敢在宣傳單張上只印上布魯克的名字,最後落得票房零落,還是加上貝克特的大名來得穩當。他們大抵並不知道,如此舉措是對布魯克戲劇理念的一次大反諷。

說實話,布魯克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麼溫柔。只要稍為讀一下布魯克的文字,不難發覺他在文字中最常提到的,不是他如何創作,而是他如何批評和拒絕一些「有害的」戲劇。例如在他的經典著作《空的空間》裡,他用了四個章節分別討論了「僵化的戲劇」、「神性的戲劇」(holy theatre)、「粗糙的戲劇」(rough theatre)和「直覺的戲劇」(immediate theatre)。很多人會認為這是布魯克對戲劇的四大分類,但實際上布魯克只是想提醒我們,世上能夠被稱為「戲劇」的東西很多,有以超越世俗為目標的神性劇場,也有純為官能刺激的普及化粗俗戲,但只要是因循某些內在或外在於戲劇的因素而形成了僵化的形式,這都是要不得的。戲劇指向人心,指向生命,要與生命直接感通,讓生命產生變化,才是理想的戲劇。

別以為布魯克也是一個空談理想的藝術棍,他對戲劇的想法絕對務實。《敞開的門》(The Open Door)的原著出版於1993年,在《空的空間》出版後25年,但他所談的還是那些務實的戲劇創作問題。例如他在〈乏味的妙用〉(The Slyness of Boredom)一文中談到,若觀眾對你的作品感到乏味,通常不是因為觀眾水準不夠,而是作品出了什麼問題。這正正呼應了他在《空的空間》中對「僵化的戲劇」之批判:當代戲劇之所以呈僵化狀,往往是源於創作者的過份計算或誤認,例如對傳統風格的過份執著,例如太在意票房和評論,又例如對觀眾的期望和反應作出過多的評估等。在這些思維下所作的演出,可能偶有佳作,但終究會因為因循墨守而失去了戲劇的敏感度。布魯克從不直接談戲劇理論,甚至他在《空的空間》的四分法也不是什麼理論體系,他的思考永遠從作品本身開始,也在作品之中結束。但途經之處,卻處處充滿著他對僵化形式的批判,這些批判是藝術性的,更是社會性和文化性的,連帶在他的文字之中,也處處流露著這種硬朗氣質,毫不溫柔。

如此,布魯克方算是一位務實的文化研究者。為著票房或觀眾期望而捨《希茲威‧班西死了》取《短打貝克特》,這不會是布魯克的作風,也不是一個藝術節應當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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