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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業之哈日

終於到了《誠品好讀》決定休刊,香港也未能造出一份像樣的深度文化雜誌。大概在文化和出版界別裡,台灣終究是一個無法完成的鏡像,我們希望學得似模似樣,但總是失望而回。據說台灣向有「哈日」之風,而香港之「哈台」,雖從不是主流生活,也實在不乏支持者。這不算什麼「文化後殖民」,只是從出版風氣和文化氛圍來說,我們仍仰望著台灣。正因如此,以後在誠品書店買不了《誠品好讀》,才會讓人茫然若失。
 

過去,買台灣書是一個二樓書店的神話,到了今天,內地出版已充斥著大書店的當眼專櫃,但台灣書依然是香港出版界中的文化指標。所謂的文化書籍,既有文化內涵和深度,亦不失可讓它暢銷起來的消費成份。在香港流行的「台灣書」,通常不是指一兩本暢銷書,而是說整體的出版趨勢,台灣的出版商未必家家都是實力雄厚,但一峽之隔,以香港之眼看來,台灣書業彷彿是一家巨大的「出版社」,有能力創造出所有我們想像得到的文化書籍。所以別說香港文化出版之不景是由於讀者不足,事實上願意擁抱文化的香港讀者大有人在,問題是香港書業實力不夠,大部份潛在的出版空隙早就被台灣書佔去了。

常聽台灣人說,台灣書業愈來愈不景了,這自然是一種「相對來說」的說法。他們看過去,也因著「哈日」之風而看日本,面對著日本這個「全民皆讀」的國度,他們才有「不景」之說。而香港人看著這「不景」來慨嘆自己「不景」,那就更加「不景」了。難道我們還不能仰望一些「景氣」的出版潮嗎?是的,還不能。原因無他,當人民幣已比港幣貴,我們對內地出版仍然很不了解。而對於日本,我們更是一無所知。要看日本,還得依靠台灣。

談日本書業的書藉,在台灣出版界從來不乏市場,哪怕是日文翻譯過來的還是「知日者」的專著。素有「文化知日者」之譽的李長聲不是台灣人,他成長於中國內地,曾在東北地區長期參與日本文學雜誌編輯工作,二十年前移居日本,專攻日本出版文化史,現在已是華文界著名的隨筆家和翻譯家。這本《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結集了李長聲多篇描繪日本出版現象的文章,對我們來說,甚至對台灣書業來說,無一不是冷僻的日本出版風貌,就正如書名中的吉川英治,在日本家傳戶曉,反而我們大多只知道吉本芭娜娜是何許人。全書共分為八大部份,從作家、出版人、書、工作者、獎與書評、流行、現象和漫畫八方面勾勒出日本書業之「景氣」。先別說日本閱讀人口比例是世界居首這一事實,就連有關出版事業的種種「配套」,在李長聲呷啖清茶的筆觸之間,也著實令人看得嘖嘖稱奇、賞心悅目。例如寫書評怎樣成為一門專業、多得令人有氾濫之感的文學獎、以家庭主婦作為支撐的文學翻譯工程、還有編輯裝幀設計、作者編者待遇前途等書業狀況,細說下來,我們才驚見日本書業中的種種「細部」,方才是日本書業「景氣」之精華所在。

香港之「哈日」,常常只流於流行文化和關鍵詞式社會學研究,愛死「文本」,卻對文化操作置之不理。而台灣之「哈日」,愛「文本」也愛「文化」,從抄襲、挪用、改編、參考到再創造。我們只見台灣書的皮肉,卻學不了箇中的血與骨。所以李長聲,或是可愛的編輯朋友,把副題改成:「日本書業見學八記」,既是見,又是學,才深得觀察日本書業的精髓。

香港人普遍不諳日語,個別「知日者」「哈日」得當,也難以造成風潮。細讀李長聲的書,也只是一解書業結構性「不景」的憂愁。或者正如好些香港文化尖兵開始疾呼:我們要「哈中」了。起碼相對於要從「哈日」到「知日」,要學好普通話,並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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