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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塔造就了羅蘭‧巴特

在電影《四百擊》(400 Blows)裡,有這樣一幕令人充滿幻想的場景:電影開始,畫面裡出現了巴黎的鐵塔。那時鏡頭正在從鐵塔的底部移動,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個明媚的巴黎天,汽車在寬闊的巴黎大街上駛過。觀眾就坐在汽車裡,臉貼著玻璃,迎面而來一座壯麗的鋼鐵建築。隨著汽車高速駛過,我們的目光始終停留在鐵塔支架分別的底部,久久不願離去。如此一個鏡頭,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已帶我們遊遍整個巴黎,餘下的都是另一個故事了。
 

仍是一個庸俗的說法:艾菲爾鐵塔是巴黎的象徵。杜魯福依然如是說,但分別只在於,說法本身是空洞的,而杜魯福的鏡頭卻充滿著堅實的想像。鐵塔的建造本就滿佈空洞的想像,據說在1889年,法國人決定以極盡輝煌的方式慶祝大革命百周年,也要用極富想像力的姿態迎接展示偉大現代文明的世界博覽會,他們運用了當時最尖端的冶鋼術和最前衛的建築風格,築起這座令人無法想像的鐵塔,並以建造者古斯塔夫‧艾菲爾(Gustave Eiffel)的姓氏來命名。

最終,鐵塔沒成法國人的巴別塔。或者現代性的意義本就是要消滅天空的神話,叫人們的眼光能重回大地,所以高塔不再是巴別塔,人們登上高塔也不再是為捕捉天空,而是要看清楚大地模樣。不過,更多人卻是站在大地上看高塔,於是鐵塔成為巴黎的象徵,不是因為它的雄偉,而是因為它是所有巴黎城市生活的公因數。正如在杜魯福的電影裡,沒有鐵塔,Antoine Doinel餘下的故事也說不下去。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寫這本《埃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不是歌功頌德,而是以另一種方式演繹巴黎的生活。常被稱為結構主義理論家的巴特,其實並不怎樣「結構」,讀他的書,除了小量典型學術著作外,總會有一種莫以名狀的飄泊感。我們總是無法三言兩語便歸結出書中的鋪排結構,難以著地,因而才有人會稱巴特而不是加繆(Albert Camus),才是自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以來最出色的法國散文家。蒙田的散文哲理性強卻天南地北,加繆則囿於他的存主主義哲學思考裡,令他的作品給哲學貫穿了。而巴特呢,他早就從經典的結構主義中出走了。例如他曾提倡「零度寫作」,迴避一切意識形態性的書寫,排除所有人為的文類區分,於是批評和理論也成了文學一員。他的文字、他的書,也諳箇中精髓,若還帶著傳統的「文類偏見」試圖讀懂他,注定失諸交臂。這就是巴特作品的「書性」: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文學情態。

在云云巴特的著作之中,《埃菲爾鐵塔》往往遭人忽略。但相對於諸如《流行體系》、《符號學原理》、《寫作的零度》這幾部理論大書,還有像《戀人絮語》、《神話學》、《明室》等幾部短篇結集,《埃菲爾鐵塔》可算是最能舒展巴特批評身段的理想表演場,在遠長於專欄文章、卻不及一部普通長度著作的中量篇幅裡,巴特示範了什麼叫做「零度批評」。鐵塔既不是一座建築、一件藝術品,甚至也不是什麼民族主義國家機器象徵,鐵塔本來只是一個文本,一個既空洞又豐富的文本。巴特淘空了慣有的鐵塔想像,然後在巴黎生活中攝取養份,重新滋潤它。他的「批評」並不為誰,也不為哪套既有價值,他只是借助鐵塔,重新為巴黎生活文化繪製出一幅全新藍圖,就好杜魯福把鐵塔拍進電影裡一樣。

是的,鐵塔造就了現代巴黎生活,也造就了巴特的豐姿綽約。他能夠在暗啞寡薄的鋼色巨塔中,讀出巴黎的城市身份,正是因為他早就身陷當代法國的思想波瀾裡。雖說鐵塔只是一個被批評的文本,若不是它既空洞又豐富,巴特又怎能在這些文本場域中發展他的偉大思想,演繹一場精采的「批評秀」呢?在《艾菲爾鐵塔》一書裡,鐵塔、巴特和巴黎,便構成了一個奇妙的互文三角,足以令那個被稱為「文學」的東西上升至另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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