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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的書寫,或書寫精神病患

書寫自己,是讓自己呈現出來,也是將自己置身於自己之外。傅柯(Michel Foucault)把這種狀態稱為「外邊」,他問道:如果我說「我在說話」,這個「我」到底是「說話的我」還是「被說的我」?當然邏輯家早已擬好拆解悖論的方式,但對於一個用文字書寫自己的人來說,任何邏輯命題彷彿都不再管用。我書寫,然後通過書寫,我經驗到在外邊的自我。這種在自身的邊界進出猶豫的狀態,正是構成了書寫的人的自我囚禁,或解放。

到底書寫,是囚禁,還是解放?在書寫的過程裡,李智良有時會把自己定義為「精神病患」,但他不一定喜歡這個說法。在一次對談上,他跟對談者點出了「我們都是精神病患」這一說法,如此說來,「精神病患」便不再是一種「例外」的標籤,這種自我定位亦因而馬上失效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候,「精神病患」都不是醫學名詞,而是一個空詞,當中所盛載的跟醫學本身毫無關係,卻充滿歧視和規管的姿態。李智良應該是傅柯的知心者,他切實地經歷著傅柯口中的規訓權力,被社會和科學規管加上一個「精神病患」的「例外」標籤。於是他開始書寫,也開始經驗到從書寫精神病患所衍生的自我囚禁和解放。

《房間》不是李智良的第一本書。在他前作《白瓷》的序言上,他就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我發覺所有語言都不是我的母語。」然而他還得依靠他所熟悉的中文和英文來完成整部著作,而他的文字,也因而失去了某種語言本身的剛陽性,變得陰柔不定。李智良大抵不是一個女性化的人,可他的書寫卻處處滲透著「反邏各斯」(anti-logos)的陰性意態:那即是一種失落位置的位置感,通過書寫,他使勁地抓住自身的位置,然後讓之崩塌。

到了十年之後的《房間》,李智良遭遇過生命中難以承受的病患、自殺與出走,卻一直沒有在日常生活意義下恢復過來。這是因為「恢復」不過是跟「精神病患」同義的反詞,他繼續服藥,繼續受醫生的規勸,但他終能衝出權力話語,走向「外邊」,以自身經歷記述「病患」的內部位置。這就正如他從沒有讓任何語言成為他的母語,他沒有醫學話語權,也欠缺理論批評家的風骨,他的書寫,從來都只是「關於自己」的記載,但就在這力圖突破自身邊界的「外邊書寫」中,他讓自己連同自身的書寫,演化成破壞機器,以比批評家更不可思義的力度,衝擊一切世上可能的話語。

《房間》的副題是「作為『精神病患』的政治、欲望或壓抑」,李智良的政治、欲望與壓抑,甚至不只於「精神病患」。在《房間》一書中,不難發覺他總是身軀疲憊,被綑綁在香港殖民性中的傾頹腐朽之中。他最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別人著他要過一種「穩定」的生活方式,然而從精神病患走出來,跟從殖民性中走出來一樣,都是讓他堅持「病態」生命路線的精神來源。「穩定」和「正常」都不人道,對於一個「不能痊癒者」來說,欲望就是病態,而病態,就是一種自身解放。

於是,病態的人只能作病態的書寫,而亦只有病態的書寫才能將自身帶向外邊。《房間》中諸篇文字,既非散文亦非評論,極其量只能說是一種思辯性的夢囈,滿盈著一份病態的反文學性。他的文字直面自身,也藉自身迎向他者,他為書寫現實的病態,立下了一道清瀝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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