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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主導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 = 官商勾結? 先說政府的文化政策。「官商勾結」似乎是一般人對香港文化政策的普遍印象,但其實這只顯示了政府對文化的膚淺理解,而不一定是「明益」地產商。政府一直都將文化視為民生事務,就像讓市民安居樂業一般,所以政府唯一重視的措施就是多建文化(文娛)設施,每區一個文娛中心是一例,宏大的西九龍工程又是一例,這就正如殖民地政府當年大量興建公屋一樣,他們覺得只要多建劇院和博物館,市民就有更多地方進行文化活動,文化自然會「好」。因此西九龍最要緊的是有多少個博物館和劇院,這自然要由地產商解決了。 所以早已有人說香港根本沒有所謂「文化政策」,而只有「民生政策」,也可以說是香港文化缺席的後殖民化——一套由前殖民地政府發展出來,藉漠視本土文化發展來鞏固殖民地統治的邏輯,在殖民者離開後仍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以繁複的官僚制度讓本土文化的發展政府政策控制之下變得僵化,繼而成為政府粉飾太平的工具,另一方面則用積極不干預的方法任由真正的文化在民間發酵,再用官僚制度悄悄地阻礙其發展,任其自然消亡。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E+E》提及的香港博物館管理制度。現在香港的官方博物館並沒有把館長(director)和策展人(curator)區分開,本來館長的工作是管理,而策展人員的工作則是推行文化發展,現在策展人員的需兼任館長的工作,結果是管理體制很容易會「陰乾」策展人員的創意,而內部升遷制度更使民間專才無法染指策展工作,於是政府體制繼續僵化,創意欠奉,民間繼續生生滅滅,不成氣候。 文化人如何「起義」 但我們會說香港沒有文化事務的人才嗎?不會,但他們都到了哪裡去?我們知道,有的人才進入了政府五花八門的委員會裡,但這些委員會都只是誓任諮詢和監察工作,沒有實權,極其量只是「舉手機器」;其他的都會留在民間或依附著傳播媒體,轉型成為「文化人」。這群文化人勢孤力弱,往往只能打打游擊,在政府「出事」時才走出來圍剿政府,例如西九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有一本叫《文化起義》的書,正是記載了文化人在媒體圍剿政府的事跡。當然還有一些人希望團結起來幹點實務,像牛棚書院,從教學、出版、到研究,希望成一個具影響的民間文化機構,但相對於政府和商界太過唯利是圖,民間藝團有時卻太不理會市場和群眾,也太不懂得如何令他們所擁護的文化資本傳播到群眾處,譬如《E+E》的博物館專輯中有一個書目推介,但所介紹居然全是英文書,對一般普羅市民來說,這未免太曲高和寡了。 結果,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香港文化發展圖景就是:政府要靠商界生產硬件,結果出了個西九龍,而文化界既進不了政府權力核心,又跟商界不咬弦,也無法打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於是便生成了「文化人」的族群。現在文化界常希望政府會邀請他們參與制定文化政策,但另一個更有意思的建議是:讓文化成為在自由市場內的文化生意,令市場所在的民間真正主導文化,便再不用理會政府的弱勢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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