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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的隱喻

缺乏危機意識的現代社會 都說香港是一個缺乏危機意識的地方,香港人一向只知害怕失業和失戀,對現代文明社會的制度卻深信不疑。不過有些社會學家指出,現代社會其實是一個「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社會制度通常只能在發生事故之後才會作出補救,而很少主動發掘制度的漏洞,這就好像買保險一樣,只能保障你患病後的醫藥費,而不能保證你的健康。可是,我們卻偏偏以為,現代社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安全的社會,一切曾經威脅人類生命安全的危難差不多全被解決,我們從此安居樂業。誰不知現代文明的後果不僅是讓我們生活得更舒服,還在這個世界裡埋下了各式各樣前所未見的計時炸彈,很多荷里活的災難片其實都以此為題,可是觀眾只會當它們是電影來看,從來不會放在心上。兩年前沙土爆發,正好說明了災難不只是電影橋段,更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根本一點也不安全。 正如《疾病改變歷史》(Disease And History)一書的作者說,在人類文明史上,瘟疫、饑餓和戰爭是《啟示錄》中的死亡三騎士。我們仍然很難相信香港會發生饑餓和戰爭,但原來瘟疫從來也沒有因為社會進步而在人類天敵的名單中剔除,如果對古代人來說,瘟疫是一種天譴,那麼對現代人來說,瘟疫就是一種歷史的懲罰——人類因自大地以為能徹底戰勝自然,結果受到報應。 沙土的啟示 當年沙士的肆虐不僅是香港政府的罪過,也是香港人缺乏危機意識的惡果。今日回望前事,我們發現一疫症對香港的啟示其實是很深刻的。在這個號稱現代民主社會裡,社會制度原來漏洞百出,譬如醫療體系不建全、房屋政策和大廈管理出現嚴重缺失、還有像「社區」和「公共空間」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社會概念,也存在著很多需要重新審視的地方。在一本由香港多位評論家合寫的著作《沙士啟示錄》中,對這些問題都有精采的討論。另外,在那個動盪不安的疫症歲月裡,社會上還忽然出現了大量「英雄」:情操高尚的醫護人員、「抗疫戰士」、「香港女兒」、和長埋在浩園裡的「英烈」等,當然還有一群揭露瘟疫源頭,踢爆政府和醫管局高層顢頇無能的傳媒英雄,像大班鄭經翰當時就以其傳媒人身分怒鞭多名高官,並且在政府公佈三份有關沙士官方報告以外撰寫了一份民間報告,以宣示傳媒的第四權力。不過,當這份報告出版時,這份報告卻沒有得到廣泛的回響,因為疫症早已過去,孩子們的偶像已從謝婉雯轉成楊利偉,我們也開始炒賣淘大花園的單位了。 香港社會只容得下一日的英雄,疫症過後,英雄會伴隨疫症消失,我們仍然會沉醉於為個人最大利益而奮鬥,不會在這場「歷史的懲罰」中得到任何教訓。我們不會再帶口罩、不會再用1比99消毒、有時連手也忘記洗,就好像忘記了董太的滑稽相一般。今天,當禽流感開始蠢蠢欲動,儘管我們常聽到「疫症」兩字,似乎還是無動於衷,不會因為經歷過慘痛的沙士而變成驚弓之鳥。 一場疫症的可能隱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告訴我們,在現代文化裡,疾病已變成了一種隱喻,對生病的人來說,疾病不只是身體的病,更是一種道德判斷,一種罪惡的象徵。一場疫症,其實也是一個隱喻,但所指涉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如果禽流感不幸爆發,它所隱喻的,可能會是曾蔭權政府的無方管治,或者是醫員人員和傳媒的英勇表現,而絕不會是我們一直遺忘的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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