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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電影,也是一場可觀的遊戲

電影評論和電影研究本就是兩碼子的事。電影評論的主角永遠是電影本身,評論人只能針對電影的藝術表現去評價它的成就,無法與電影文本進行溝通,往往是一篇不理想的評論文章。電影研究就不同了,在解讀電影文本時,學者有權以任何角度進入他所關心的議題,甚至可以與電影原本的訊息沒有直接關係,例如數年前有些學者拿了大量九十年代的武俠片和警匪片作後殖民研究,居然也發掘出不少精闢見解。不過,與其說這是文化研究式的電影分析,倒不如說是學者與電影文本之間的一場遊戲,學者玩得精采,我們也讀得暢快。 《雜o麥時代》的副題是「文化身份、性別、日常生活實踐與香港電影1970s」,書中結集了多位學者對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的一些研究分析,各有各精采。不過,從文章的取捨角度可見,不同學者對「七十年代」的想像和關懷各有不同,例如有學者會分別借《七十二家房客》和許氏兄弟的喜劇,考察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風貌,亦有學者關注如何從當時武俠片中,抽出人們對文化身份的想像等。我們自然不能期望這本書能完整地重構三十年前的香港風貌,一來電影只是文化想像的再詮釋,與真實社會已隔了兩重,二來書中學者們眾聲喧嘩,編者也不著意要統一口徑,正如編者所講,這本論文集只是要「捕捉七十年代雜o麥文化在狀態與概念之間的特殊微妙關係」。學者們集體遊戲的可觀性,正在於這種微妙關係。 集體遊戲有其趣味,唱獨腳戲也有其姿采。身兼電影導演和電影研究學者的游靜,長期關注香港電影中的性與性別議題,在她最新的論文集《性/別光影:香港電影中的性與性別文化研究》中,一共收錄了七篇論文,當中挪用了大量西方女性主義及酷兒研究理論,詳細分析了香港電影中久被遺忘的性別問題。如果我們比較本書的文章和《雜o麥時代》幾篇有關性別的論文,不難發覺游靜特別關心的,是電影中對性向和性相定型所產生的壓迫,這跟不少電影研究學者僅視性別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大有不同。因此,在游靜的胡亂拼湊和刻意經營之間,我們可以讀到她與議題間的微妙角力,也就是這場學術獨腳戲的高潮所在。 原載於《Job Market》23-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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