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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剝」詹瑞文

儘管大家已當詹瑞文是一位明星,這篇文章卻不是什麼狗仔隊報導。「生剝詹瑞文」,不是要跟他過不去,而是要好好分析和批判「詹瑞文現象」:既然這本身已是一個消費時代的趣怪現象,我們便不怕學學詹瑞文的舞台風格,用上「生剝」這個「消費」用語,意味著認同,也意味著戲謔。

「生剝詹瑞文」,就是要問「消費」跟「表演藝術」之間的關係。正如台灣資深劇評人王墨林不無悲哀地說:「歷史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藝術終究是無法免於被商品化的命運」,既然資本主義已成了日常生活的主旋律,沒有被商品化的藝術自然無法進入生活。至於表演藝術呢,沒有觀眾買票入場,戲就演不成,王墨林的評語也就格外顯得燙貼了。

熱衷表演藝術的朋友大都熱衷於討論「藝術」與「商業」之間的區分,總有朋友會告訴你,「藝術」與「商業」之間一定要取得平衡,否則藝術無法生存。但也總有朋友會堅持,當「藝術」服務於「商業」,「藝術」就不再是藝術了。這些爭論實在沒有多大意思。當詹瑞文一躍成為票房保證,我們反而更應該追問:藝術如何在消費社會中被生產呢?戲劇評論必須有機地結合「藝術本身」跟「藝術生產」這兩方面,既不要是幾百字專欄的即食「觀後感」,也不是抽空藝術形式的空泛「文本分析」,這才是「生剝詹瑞文」的最佳方法。

《消費時代的表演藝術》所收錄的文章大部分皆曾在去年九月的「當代表演藝術研討會——華文戲劇的走向與未來」研討會中發表過,與會者均為來自中、港、台的戲劇學者及評論家,而「詹瑞文現象」更是研討會的焦點所在。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內地和台灣學者對如《男人之虎》、《萬世歌王》等演出的看法,明顯跟本地評論家的關注點有所不同。他們大都驚艷於詹瑞文獨特而精采的演出技法,認為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表演形式,更有台灣學者慨嘆為何台灣出不了一個「詹瑞文」。反而本地評論家卻比較關於「詹瑞文」如何為劇圈創造新氣象,例如觀劇人口增加、演出如何迎合觀眾口味之類。

可惜的是,與會者大都沒有深入討論「詹瑞文現象」中的藝術生產與社會的關係。為什麼只有「詹瑞文」才有市場,而不是易卜生或Sarah Kane?詹瑞文到底是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藝術形式,還是只重複了大眾文化的製式,然後用「劇場」作包裝?又或者,是怎樣的社會環境、怎樣的藝術空間、和怎樣的觀眾才能生產出一個「詹瑞文」呢?

與會者之一,《萬世歌王》的導演林奕華說:「我愈來愈覺得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關於評論的現象,就是評論家和評論人很喜歡在寫評論時候告訴他的讀者,這個戲觀眾應該會怎麼想,比如說觀眾進來了他就不會想到這個,或他(觀眾)只能想到那個。」林奕華的意思是,戲劇創作本身是一個給創作者和觀眾的自我對話過程,因此應該先問:這個戲能令創作者和觀眾想到一些甚麼呢?然而,我們可能更應該要問:如果只庸俗、差勁或單調的作品才能引起觀眾共鳴、引發觀眾思考,那又是不是好事呢?如果創作者為了「引發觀眾思考」而在創作上「遷就」觀眾,結果演了一些爛戲出來,這又是否恰當的「藝術生產」取向呢?這才值得與會者繼續「生剝」。

劇場組合積極籌劃表演藝術研討會,足見他們對本地劇圈的自覺與承擔,但這本身已足以構成「詹瑞文現象」的一部分了。內地、台灣和國外的戲劇評論和研究大都發生在學院、研究機構和媒體,發生在劇團之內可算是異數。我們的評論和研究空間之貧乏早已不是秘密,但學院對戲劇研究的冷淡,也是近年持續不斷的現象。於是,研討會文章結集出版,也就別具意義了。

只是,在沒有另一把聲音的情況下,一個劇團自組研討會討論自家製作,又是否會生產出另一種有待「生剝」的主流論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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